令張大千樂不思蜀的，是敦煌唐代壁畫的古典美。

　　讓常書鴻流連忘返的，卻是敦煌早期壁畫的超現(xiàn)實主義畫風。

　　1935年秋天，留學法國的常書鴻看到伯希和編著的《敦煌圖錄》后大為震驚。他一直崇拜歐洲文藝復興的藝術，不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種繪畫傳統(tǒng)——僅憑線條就有一種攝人魂魄的力量。他覺得，拿西洋油畫的精品與敦煌壁畫相比，無論在時間上，還是藝術手法上，敦煌都毫不遜色甚至超前。

　　深受法國現(xiàn)代派繪畫影響的常書鴻，把敦煌早期壁畫與法國野獸派等量齊觀，他甚至懷疑敦煌275窟北涼壁畫《伎樂圖》，在1532年之后被法國野獸派畫家盧奧抄襲成《對耶穌的嘲弄》。盡管二者的創(chuàng)作時間相差1500年。

　　顯然，《對耶穌的嘲弄》是盧奧從《敦煌圖錄》中獲得的靈感。常書鴻從中看到了中國繪畫擺脫西方藝術主導的希望。

　　著名翻譯家和藝術評論家傅雷先生也發(fā)現(xiàn)，敦煌壁畫作品最合乎現(xiàn)代人的口味，現(xiàn)代人可以在敦煌壁畫中汲取無窮的創(chuàng)作源泉，學到一大堆久已消失的技巧，體會到中國藝術的真精神。

　　美學家、詩人宗白華認為，受西域傳來的宗教信仰和新藝術技法的刺激，敦煌畫家擺脫了傳統(tǒng)禮教的束縛，在洞壁上盡情揮灑他們的幻想和熱情。線條、色彩、形象，無不飛動奔放，虎虎有生氣。他說：“天佑中國！我們的藝術史可以重寫了！”

　　歷史上曾經(jīng)無比輝煌的漢唐繪畫傳統(tǒng)掩埋沙漠數(shù)百年之后，終于在遙遠的巴黎街頭，在北平、上海，被常書鴻等人再次發(fā)現(xiàn)。

　　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幸運。

　　二

　　五代時期，敦煌畫工繪制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形象地圖《五臺山圖》。這幅45平方米的巨型地形圖以五臺山為中心，描繪了從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方圓五百華里的廣大地域，共計有寺院、亭臺、城池、民居等建筑近200處，穿梭其間的僧人、信徒、官兵、農(nóng)夫等各色百姓428人！遠山近水一目了然，透視關系清晰可辨。

　　這幅世界上最早的立體地圖達到了不可思議的準確。如果今天的人按壁畫的標示從正定走到五臺山，也一樣不會迷路！

　　建筑學家梁思成在這幅壁畫中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座寺院——大佛光寺。第二年他到五臺山考察時，意外地找到了大佛光寺和寶塔，與壁畫上毫無二致。

　　在遙遠大漠的洞窟里，在沒有定位儀器的古代，敦煌的畫家怎么會畫得這樣真實、準確和可信？它令梁思成驚詫不已。

　　美學家黑格爾曾質疑：“中國人連透視都弄不清楚，還談什么繪畫藝術？”

　　對此，常書鴻曾很不服氣，但一直找不到反駁的證據(jù)，看到《五臺山圖》中的建筑群，他喜出望外：這不就是透視法